清史研究专家冯佐哲因为写了一部《和珅评传》，随着和珅的名气越来越响，该著作连续横遭多家出版社和许多“文贼”剽窃，教授打假十年，弄得身心疲倦，甚至连生命安全都受到威胁，最后只好举手投降，发出“我觉得自己没有能力保护自己”，“谁想抄就抄吧”。这对当前保护知识产权，无疑是亇讽刺。(详见《报刊文摘》9月24日第4版)

　　其实，这并非冯佐哲教授的尴尬，而是法律在蒙羞！

　　中国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颁布实施以来，起到了一些作用，也判了许多案子，有的也执行得很好。但是，大量的侵权、剽窃案子并没能刹住，现在，知识界抄袭剽窃他人成果己经成为风气，某些学者已不屑于“坐冷板櫈”做学问，而通过剽窃他人成果收获名利，实在是快捷的一条道路。这种情形当然后果十分恶劣。

　　记得上世纪五、六十年代，剽窃者一旦被揭发，便如过街老鼠，绝对抬不起头来，但如今不同了，倒了过来，是受害者“抬不起头”，剽窃者趾高气扬了，这实在是社会道德沦丧。

　　为什么有了法律，剽窃者还能如此猖獗呢？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：

　　一是出版社、某些期刊编辑部为了拉稿子，不惜支持甚至是组织剽窃行为，在此种情况下，剽窃者便有恃无恐，出版社决不肯“亏待”他们。而出版社呢，为了书刊销出去，赚大把钞票，于是大出“热门书”，便不惜组织、唆使、支持作者剽窃。所以，剽窃者一旦案发，名声并不臭，照样能出书。

　　二是一些教授级名人、党政负责干部为了博硕文凭、学术成果而公然抄袭他人论文，即使被曝光，因为他们有名有权，地位丝毫未动摇，这种“示范作用”助长了抄袭之风。如有的什么大学“院长”、教授案发后未见处理。

　　三是一些青年学子考试作弊，到剽窃论文，其学籍未见处理，反而蒙混过去，这类人已投机取巧成风，早已把剽窃看成是“很正常”的事，道德水准滑坡。

　　四是剽窃者一旦案发，社会对其道德层面没有惩罚举动。如这里刚闹完剽窃官司，那边就有出版社因其是“名人”而给其出书，在这里，言论、出版自由权利被广泛滥用。这样，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的作用便被抵消了。

　　如何制止剽窃？我以为关键是两条：一是让剽窃者的“犯罪成本”高起来，这种惩罚，应更多地在行政处罚和社会道德层面进行，例如：一旦发现有剽窃行为，应即撤除其行政、学术的一切职务，取消职称，取消文凭。同时在传媒公布，进行道德层面谴责。二是相应地依法剥夺其言论、出版权利，使他们在一定期限内无发表著述之权利。

　　再一个，对出版剽窃书籍的出版社应给予严肃处理，如吊销其书号、处分编辑等；对明知故犯者、策划作者剽窃的出版社，应该重重罚款、停业整顿乃至吊销执照。这样，出版社就不敢再理直气壮出剽窃书了。

　　剽窃者不是孔乙己，而是真正的窃贼，有的还是“团伙作案”，再不治理，将对国家的科技发展、学术研究带来威胁，希望中央政府、中央政法委出重拳进行专项治理，同时相应地建议修改有关保护知识产权法律，让犯案“成本”高起来。(陈云发)